古代传送信息方式

  1994年11月7日,原邮电部发行《中华全国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小型张一枚,图案为新疆库车县克孜尔尕哈的汉代烽火台遗址,边纸上的文字为1974年在甘肃居延地区破城子烽塞遗址出土的东汉初年《塞上烽火品约》木简上的部分内容,再现了距今2000多年前我国西北边陲“谨侯望,通烽火”的历史遗迹。

  “烽火”是我国古代用以传递边疆军事情报的一种通信方法,始于商周,延至明清,相习几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汉代的烽火组织规模为大。在边防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的高处,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高台,俗称烽火台,亦称烽燧、墩堠、烟墩等。高台上有驻军守候,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燃烧柴草以“燔烟”报警,夜间燃烧薪柴以“举烽”(火光)报警。一台燃起烽烟,邻台见之也相继举火,逐台传递,须臾千里,以达到报告敌情、调兵遣将、求得援兵、克敌制胜的目的。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为了讨得美人欢心而随意点燃烽火,最终导致亡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周灭商后建都镐京,历史上称作西周。初期,周王为巩固国家政权,先后把自己的兄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各地作诸侯,建立诸侯国,还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1958年7月10日,原邮电部发行了《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邮电部长会议》纪念邮票一套2枚,面值分别为4分和8分,图案都是工作中的广播发射塔和正在蓝天上高高飞翔的大雁。这只飞雁,用的是“鸿雁传书”的典故来象征邮政通信。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凶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凶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凶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有关“鸿雁传书”,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故事。唐朝贵远征在外,妻子王宝钏苦守寒窑数十年矢志不移。有一天,王宝钏正在野外挖野菜,忽然听到空中有鸿雁的叫声,勾起她对丈夫的思念。动情之中,她请求鸿雁代为传书给远征在外的薛平贵,但是荒郊野地哪里去寻笔墨?情急之下,她便撕下罗裙,咬破指尖,用血和泪写下了一封思念夫君、盼望夫妻早日团圆的书信,让鸿雁捎去。

  以上两则“鸿雁传书”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千百年,而“鸿雁传书”也就渐渐成了邮政通信的象征了。

  1990年11月28日,原邮电部发行了J174M《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小型张一枚,邮票图案为姑苏驿,边纸图案为古代铜器上的鱼形铭文,这些鱼形铭文,用的是“鱼传尺素”的说法来象征邮政通信。

  在我国古诗文中,鱼被看作传递书信的使者,并用“鱼素”、“鱼书”、“鲤鱼”、“双鲤”等作为书信的代称。唐代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一诗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古时候,人们常用绢帛书写书信,到了唐代,进一步流行用织成界道的绢帛来写信,由于唐人常用一尺长的绢帛写信,故书信又被称为“尺素”(“素”指白色的生绢)。因捎带书信时,人们常将尺素结成双鲤之形,所以就有了李商隐“双鲤迢迢一纸书”的说法。显然,这里的“双鲤”并非真正的两条鲤鱼,而只是结成双鲤之形的尺素罢了。

  书信和“鱼”的关系,其实在唐以前早就有了。秦汉时期,有一部乐府诗集叫《饮马长城窟行》, 主要记载了秦始皇修长城,强征大量男丁服役而造成妻离子散之情,且多为妻子思念丈夫的离情,其中有一首五言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长相思,下言加餐饭。”这首诗中的“双鲤鱼”,也不是真的指两条鲤鱼,而是指用两块板拼起来的一条木刻鲤鱼。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没有现在的信封,写有书信的竹简、木牍或尺素是夹在两块木板里的,而这两块木板被刻成了鲤鱼的形状,便成了诗中的“双鲤鱼”了。两块鲤鱼形木板合在一起,用绳子在木板上的三道线槽内捆绕三圈,再穿过一个方孔缚住,在打结的地方用极细的粘土封好,然后在粘土上盖上玺印,就成了“封泥”,这样可以防止在送信途中信件被私拆。至于诗中所用的“烹”字,也不是去真正去“烹饪”,而只是一个风趣的用字罢了。

  1998年10月9日,国家邮政局发行JP72《第22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1999北京(二)》纪念1套4枚,其中第三枚“情绿东方”,主图和邮资图内容一致,均为一只色彩斑斓的飞鸟,背景为驿站和长城,表现了我国古代青鸟传书的传说。

  据我国上古奇书《山海经》记载,青鸟共有三只,名曰诏兰、紫燕(还有一只青鸟的名字笔者没有查阅到),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它们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将吉祥、幸福、快乐的佳音传递给人间。据说,西王母曾经给汉武帝写过书信,西王母派青鸟前去传书,而青鸟则一直把西王母的信送到了汉宫承华殿前。在以后的神话中,青鸟又逐渐演变成为百鸟之王——凤凰。

  南唐中主李璟有诗“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唐代有诗“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李商隐有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崔国辅有诗“遥思汉武帝,青鸟几时过”,借用的均是“青鸟传书”的典故。

  信鸽传书,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现在还有信鸽协会,并常常举办长距离的信鸽飞行比赛。信鸽在长途飞行中不会迷路,源于它所特有的一种功能,即可以通过感受磁力与纬度来辨别。

  信鸽传书确切的开始时间,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早在唐代,信鸽传书就已经很普遍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有“传书鸽”的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张九龄是唐朝政治家和诗人,他不但用信鸽来传递书信,还给信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飞奴”。此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信鸽传书一直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信鸽主要被用于军事通信的目的。譬如在公元1128年,南宋大将张浚视察部下曲端的军队。张浚来到军营后,竟见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他非常惊奇,要曲端把他的部队召集到眼前。曲端闻言,立即把自己统帅的五个军的花名册递给张浚,请他随便点看哪一军。张浚指着花名册说:“我要在这里看看你的第一军。”曲端领命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笼子放出了一只鸽子,顷刻间,第一军全体将士全副武装,飞速赶到。张浚大为震惊,又说:“我要看你全部的军队。”曲端又开笼放出四只鸽子,很快,其余的四军也火速赶到。面对整齐地集合在眼前的部队,张浚大喜,对曲端更是一番夸奖。其实,曲端放出的五只鸽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信鸽,它们身上早就被绑上了调兵的文书,一旦从笼中放出,立即飞到指点的地点,把调兵的文书送到相应的部队手中。

  我们今天娱乐用的风筝,在古时候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盘(即鲁班)就曾仿照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在做纸鸢时,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这个词便由此而来。

  最初的风筝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军事侦察,或是用来传递信息和军事情报。到了唐代以后,风筝才逐渐成为一种娱乐的玩具,并在民间流传开来。

  军事上利用风筝的例子,史书上多有记载。汉初楚汉相争时,刘邦围困项羽于垓下,韩信向汉王刘邦建议用绢帛竹木制作大型风筝,在上面装上竹哨,于晚间放到楚营上空,发出呜呜的声响,同时汉军在地面上高唱楚歌,引发楚军的思乡之情,从而瓦解了楚军的士气,赢得了战事的胜利。

  今天,当集邮者在春风中放飞风筝时,回味古时候用风筝来传送情报的故事,倒也不失为一大乐事。

  竹筒传书的故事,得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0年)说起,那年十一月,南方各地纷纷发生叛乱,为了平定叛乱,稳定江山,隋文帝紧急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

  杨素率领水军渡江进入,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收复了京口、无锡等地,士气非常旺盛。于是,杨素一鼓作气,率领主力部队追踪叛军,一直追到了海边。面对绵延的山脉和茫茫的大海,杨素一面命令大部队就地驻扎,一面指派行军总管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千人,翻山越岭穿插到叛军的背后发动进攻。

  史万岁率部猛进,转战于山林溪流之间,前后打了许多胜仗,收复了大片的失地。当他想把胜利的战况向上级汇报时,却因交通的阻绝和信息的不畅而无法与大部队取得联系。一日,他站在山顶临风而望,看到前面茂密的竹林正波浪状随风而舞,忽有所悟,立即派人截了一节竹子,把写好的战事报告装了进去,封好后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而下。几天后,有一个挑水的乡人看到了这个竹筒,便打捞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了史万岁封在里面的报告,便按报告上的提示将它送到了杨素手中。史万岁一去无音讯,不知生死,为此杨素正焦急不安,忽见乡人送来报告,大喜过望,立即把史万岁部队接连取得胜利的战况向朝廷作了报告。隋文帝听到喜报,龙颜大悦,立即提拔史万岁为左领军将军。然后,杨素率领大部队,继续乘胜追击反隋散兵,没用多久,就彻底平定了叛乱。

  展开全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